中国人的“灵魂得救”是因人而异的。对一连串无穷无尽的世俗生活感到满意的人，根本不需要“得救”，做事只要不出情理，就不会铸下不得超生的大错。
有些人见到现实生活的苦难，希望能够创造较合意的环境，大都采用佛教的修行方式，沉默，孤独，不动。受此影响的中国人可以约略分成两派。较安静的信徒——告老的官、老太太、寡妇、不得夫心的妻子——将他们自己关闭在小屋里，抄寫他们并不想懂的经文。与世隔绝，没有机会作恶，这样就造成了消极性的善，来生可以修到较好的环境，多享一点世俗的快乐。完全与世隔绝，常常办不到，只得大大地妥协。譬如说吃素，那不但减去了杀生的罪过，而且如果推行到不吃烟火食的极端，还有积极的价值——长年专吃生果，总有天浑身生白毛，化为仙猿，跳跃而去。然而中国持斋的人这样地留恋着肉，他们发明了“素鸡”“素火腿”，更好的发明是吃“花素”的制度，吃素只限初一、十五或是菩萨的生辰之类。虔诚的中国人出世入世，一只脚跨出跨进，认为地下的书记官一定会忠实地记录下来每一寸每一分的退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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