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父亲是个粉刷匠，每天都在施工现场、小酒馆和家之间做三点一线的往返运动，生活就像敲图章一般千篇一律。他平时是个胆小如鼠之辈，可每天晚上醉醺醺地回到家后，都会对我母亲挥拳头。他每天都认认真真地干活，但我想他挣的那点钱基本上被他贡献给酒馆了。
因为父亲是这副德行，所以我家的生活是以母亲为中心。日常开销啦，孩子的升学问题啦，什么事都是母亲说了算。她白天在建筑工地打零工，晚上还在家里接点零碎活，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。在那样的年代里，在如此艰苦的生活中，她愣是把3个儿子送入了大学，1个女儿送入了高中。
母亲为我设计了一条出路：读完理科大学，然后去大型企业就职。她觉得我不可能有别的出路。而且，母亲的决定在家里是没有商量的余地的。因此，我在考取了明治大学理工学部的时候，脑子里尽想着我就这么平平淡淡地念完大学，然后去做个循规蹈矩的工薪族。
也就是说，当时的我是被母亲的各种想法左右的。
尽管如此，我却像一只生下来就待在笼子里的小鸟，从未觉得自己有什么不自由，更不会想到自己的人生受到了母亲的束缚。
不过，我现在觉得，当时自己之所以那么怕死，也许归根结底就是因为这个。
因为我被束手束脚地五花大绑着，因为我对自己的人生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，所以我体会不到活着的感觉。
自从我开始干以前做梦都没梦到过的电影导演这一行后，我有时也会瞎琢磨：那也是因为我是一个典型的理科男啊。在写电影台词的时候，我发觉自己就像是在无意识地做因式分解题。
如此说来，我学理科是完全对路的。只不过，大学毕业后踏上固定轨道驶向未来这一点，对于我没有丝毫吸引力。
我读大四时是1970年。从1960年到1970年，正是大学里的学生运动搞得如火如荼的时期。当时，每一所大学都遭到了封锁，教学基本处于停顿状态。只要你交毕业论文，学校就会给你发一张毕业证书，当时就是这样的一个时期。
而日本社会呢，正处于经济飞速发展期，音乐、戏剧之类的文化演出开始大量涌现。于是乎，我基本不去学校，而是整天流连在新宿一带的爵士乐茶室里。
说到在爵士乐茶室里聊的那些话题，当时最时髦的是存在主义、萨特和波伏娃。对于一个理工学部机械系的大学生而言，存在主义什么的简直就是天方夜谭，这反而激起了我的向往。再说了，最关键的是，谈文学和哲学，聊学生运动，可以与大把的女孩子搭讪。
当时，还有不少人气剧团里的演员也会经常光顾爵士乐茶室。这帮家伙都是热情洋溢之人，几杯老酒下肚后会因不同的戏剧观而争得面红耳赤，有时甚至会上演全武行。
在文化人的世界里，干活从来都不是为了维持生计，但他们居然还会上演这么轰轰烈烈、你死我活的戏码，这对于我来说实在算是新鲜事。
当时的我只见过与战后的价值观保持一致的、为了谋生而玩命工作的成年人，看到这样的场面后，就感觉自己进入了高一个档次的世界。那是因为这个世界有一种令我目眩的文化气息。
对文学、戏剧什么的，我充满了向往。但是，我不觉得自己能够胜任这种行业的工作。那我到底应该做什么呢？我会不会这辈子都找不到答案，就这么翘辫子了呢？当时我脑子里尽是这样的想法。
那天，我像平時一样向爵士乐茶室走去，脑子里还在思考着。只不过，那天我的思路和平时不同。突然之间，我有了一个荒唐透顶的想法：“对呀，我应该退学。”
我记不清自己的这种想法是打哪儿来的。就像万里无云的天空里突然划过一道闪电，这个想法就这么突然间闪现在了我的脑海里。当时我的感觉就像是站在高楼上准备跳下去自杀。
就这样，我下定决心要退学。
那时候，我一边走在横道线上，一边抬头望着新宿的天空，湛蓝的天空一片晴朗，就像我以前从未见过、今后也无缘见到的那样。我感觉眼前的景物全都清澈澄明，就像一阵劲风吹散了此前一直盘旋在我头顶的那团乌云。
至少在那一刻，我对死亡的恐惧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
我觉得，要不是在那个阶段对死亡那么恐惧，我是不会做出那种决定的。我觉得，青春期的孩子感受到的死亡恐惧，也许就是他独立成人的本能开关。至少，我的情况正是这样。
从根本上说，如果我就这样走在母亲为我设计好的人生道路上，其结果也不一定就是不幸呀。只不过，这样的话这世上就会少了一个叫北野武的艺人，只有这一点是明确无误的。不过，这是题外话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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