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意识到我并不被信任是在一次作文课之后，我被叫到班主任面前，她用两根手指拎起我的作文簿说：“你爸爸不是共产党员。”
我从小学到中学都是认真念书的孩子，成绩也好，老师同学都赞誉有加，于是我就有些自命不凡。父母方面，以为他们都是当然的共产党员，所以张老师的话不啻是晴天响雷。
张老师是每天都见的，但我记不住她眼镜后面的眼睛。她从来不大笑，表情永远透出两重意思：责备和原谅。她的习惯之一是随身带一个小笔记本，和人谈话时打开来看一眼，又立即合上。她几乎不教课，是专职的班主任。
为这件事，张老师去了我家一次。她和母亲的谈话显然不愉快。之后，母亲平静地对我说：“你爸爸希望成为共产党员，他还不是，并不是错误，我们过去没有同你说，因为你还小。大了，自然就明白了。”这件事发生在1966年初春。
到了五月桃李已经缤纷的时候，母亲却突然把我叫到身边。我不见父亲已经很久。他曾去农村参加“四清”运动一年，回来变了一个人，又黑又瘦。我考取北京四中，他很高兴，买了钢笔做礼物，又在我的日记本上写了勉励的话。不久前，他和许多人一起去学习，住在一个叫社会主义学院的地方。母亲收拾了一包衣物食品，犹豫了一下说：“你去看看爸爸，把这个带给他。告诉他，把问题同组织上讲清楚，要相信党。你回来我再跟你谈。”母亲当时抱病在家，她患心脏病已有10年。
社会主义学院是一座大楼，我是在门前的传达室中见到父亲的。比起刚从农村回来，他竟又憔悴了许多。由我把母亲的话转达给他，大概使他很难堪，他沉着脸，许久才说：“告诉你妈妈，我的问题早已向组织上交代过了，我没有新的问题，我相信党。你要照顾妈妈和妹妹，要好好学习。”
在看过父亲后的那个春夜，我从母亲那儿得知，父亲在1939年19岁时，参加过国民党。母亲解释说，父亲参加国民党，完全出于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爱国热忱。当时国民党是执政党。
我开始恨我的父亲。在父亲的问题上，我选择了自私。我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利害得失。看清这一点本来不难，可当我的良知匍匐在地的时候，是被无数灿烂的经幡环绕着的：“忠于革命，就要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……”
许多年之后我常常想：在一个拼命宣扬“舍己为人”的社会里，当我作出这样的选择时甚少犹豫，究竟这种教育是完全失败了，还是过分成功了呢？我并不惊讶：我的骄傲和自信原来如此脆弱，它与旗帜和口号连在一起时以为自己就是壮观的海洋，一旦敲碎，露出来的小小一粒却并不是珍珠。
在那个春夜作出的决定是：我要革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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