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了还原真实的唐朝风貌，从1998年起，到2012年《刺客聂隐娘》开拍，光是研究各种相关史料，做案头准备，侯孝贤就断断续续花了14年。他坐在小小的杂物间里，抽着烟，慢慢给我讲聂隐娘故事发生前20年的藩镇历史、王朝更迭和人物来历，一讲就是半个钟头。人们喜欢谈论自己真正喜欢和花时间研究过的东西。
侯孝贤拍戏最狠的一招是用底片排戏。为了追求真实，侯孝贤从不排戏，让演员直接上来演。演员一开始往往没法进入状态，他就一遍又一遍地来。拍《海上花》的时候，他的拍摄方式是从第一场戏开始拍，拍一整天。第二天再拍第二场戏，也是拍一整天，依此类推。等全拍完之后，他再回过头来从第一场戏开始拍，反复打磨。演员通常到第三遍才能进入角色，举手投足都有了情境中的味道。
演员爱演侯孝贤的戏。他们的表演不会被打断，能够享受舞台剧一般的连贯，却不必在意舞台上严格的走位。通常，侯孝贤会给演员讲解一个情境，由演员自由发挥，在规定的台词讲完之后也不关机，看看会有什么事情发生。
演员的反应很有趣。拍《红气球的旅行》的时候，当朱丽叶·比诺什开门走进一个房间——灯、摄影机和收音麦已经全部布置好——她只需体会单亲妈妈的角色，做这样一个女人回家之后自然会做的事情。拍完之后，朱丽叶跟侯孝贤感叹说：“我本能地走到冰箱前面，心想这下坏了，谁知道里面有没有东西，结果打开一看，里面还真备了各种饮料。”
周韵在《刺客聂隐娘》里扮演张震的原配。有一场戏，张震大怒，砸了东西，提着剑气冲冲地走了，留下周韵、三个儿子和仆人站在殿中。这时候，侯孝贤没有关机。周韵的反应很镇定，跟三个儿子说“都起来”，又命令仆人“去收拾”。“她演得多好。”侯孝贤笑了，有点得意，“她也是个妈妈，平时就是这样处理事情的。她是温州人，讲规矩、懂世故、分强弱。姜文怕她怕得咧，看得出来。”
这是相当昂贵的真实，已经没有人这么拍电影了。算下来，《刺客聂隐娘》用掉了44万尺胶片，创下他个人的新纪录。以前，《南国再见，南国》是20万尺，《海上花》是23万尺，而早年电影公司给他的胶片指标是一部戏1。2万尺。
这是侯孝贤68岁时的选择：花了这么多钱，又始终坚持自己的美学风格，不在作品上对市场做任何妥协，也做好了不赚钱甚至赔钱的心理准备。他大概很清楚，自己可能面对什么：曲高和寡，或者说，叫好不叫座。
2015年的戛纳
北京时间2015年5月21日深夜1点，侯孝贤获得第68届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。
在此之前，侯孝贤说，自己对拿奖这件事情已经失去了热忱。他知道，这只是一个游戏，自有其规则，得到了不代表多厉害，得不到也不代表你不行。有一次，他在一个日本的电影节担任评委，为了一部比利时年轻人的电影，几乎和其他评委翻脸。
很多年过去了，侯孝贤仍在一点点往更深处走。戛纳记者试映场后，有朋友发短信问他：“你是不是在拍自己？”所谓“一个人，没有同类”，就像《刺客聂隐娘》里，他借嘉诚公主之口讲的那个“青鸾”的故事：“王获一鸾鸟，甚爱之，欲其鸣而不能致也。乃饰以金樊，飨以珍馐，对之愈戚，三年不鸣。其夫人曰：‘尝闻鸟见其类而后鸣，何不悬镜以映之？’王从其言。鸾睹形感契，慨然悲鸣，哀响中霄，一奋而绝。”
回到文章开头，若世上真有青鸾，侯孝贤心目中的镜像就是昆德拉。昆德拉86岁了，还写了新书《庆祝无意义》。侯孝贤小他18岁，大不了就是继续拍下去。为了再多拍几部电影，他每天早起爬山，保持体力，并且阅读大量的翻译小说（最近看的是冰岛小说家古博格·博格森的《天鹅之翼》，以及格雷厄姆·格林的《喜剧演员》），有时候想想，还有两年就要满70岁了，可电影是他唯一的挚爱，总也拍不够。眼下，他对于未来的想象就是：“拍、拍、拍、拍、拍，然后头一勾，死在片场。”
“你觉得寂寞吗？”我问他。
“不会寂寞。”他说，“假使你真的做了自己想做的事，你会越做越开心。艺术就是这样，完全在个人。我喜欢这个，然后尽我的能力，也对得起我的名声。孤独是一定的。你自己往深处走，势必是孤独的，这没办法。”
“當然，商业化太吸引人了。”他又说，“你以为每个人都会有那种坚持？不可能，马上就变了。现在内地还有谁？娄烨算一个，少之又少。有时候我不太懂，到底有什么诱惑？钱吗？名吗？都不是。其实问题还是在于你拍的是什么，是不是人的状态和生命的本质。”
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：“为什么你从来不拍中老年人？”
他说：“我喜欢年轻人，喜欢他们的活力。我知道中年的那些事，但是他们没有办法激励我，没劲儿。”
“这劲儿是什么？”
“这个劲儿就是生命的本质——活着就要不死心，就要做一些事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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