干这行，即使是学术大家，也偶有误差。不过，蔡伟的错误率很低。裘锡圭也曾在回信中肯定蔡伟：“不计功利，刻苦潜修，令我十分钦佩。”
后来，蔡伟的妻子病倒了。这个下岗后在超市当过服务员、送过报纸和牛奶的女人，被迫中止工作。儿子还在上学，家里全靠蔡伟一个人支撑。为了给妻子治病，他向亲戚借了5万元。
拉车比卖冰棍、瓜子赚钱，他便蹬着三轮车在城市里穿梭。从早到晚，一天跑10多趟，挣三四十元。白天停不下来，晚上回家累得倒头就睡。原本大片的读书时间，也被切割得很碎。一年后，奔波的蔡伟头一次感觉到，自己的境遇竟如此糟糕。
在此之前，无论是和学者的书信往来，抑或是在网上，蔡伟从来都只谈学术。有一次，蔡伟忍不住在信中写了寥寥几笔，对董珊讲述了自己的现状。
那封信只有一页多长。在董珊的记忆里，对方没提要求，没有抱怨，却让他动容。董珊找到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的教授刘钊。2008年，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与中华书局、湖南省博物馆联合编纂《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》，临时聘请蔡伟加入。
这是一份根据前人观点进行修正、完善的工作。蔡伟一张张翻阅竹简照片，写下注释。古文字本就难认，多数还模模糊糊，平均下来，一列的30个字里，要重新解释的有将近一半，蔡伟花一天时间才能完成一支竹简的注释工作。
进组一年，他的能力大家有目共睹，几位教授想让蔡伟读博。
从2000年起，复旦大学开始实施一项制度：两院院士、杰出教授和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指导老师，可以自主招收博士生。考题由导师自己出，学生可以不参加统考。作为国内知名的古文字学家，裘锡圭教授有自主招生的权力。
不过，按规定，报考博士必须具有硕士学位或同等学力，蔡伟只有高中学历。复旦大学研究生院的领导最终找到教育部，将裘锡圭、李家浩、吴振武3位著名学者联名写的推荐信，连同复旦大学的申请书一起报送教育部。
入学考试是摆在面前的一场大考。蔡伟的英语不过关，还10多年没怎么学，学校就将英语考试改为日语考试。可蔡伟的日语也是零基础，他突击了一段时间，终于过线。
因为是自学，蔡伟的知识体系并不系统，他跟着博士班上课，按学校的要求，还要补基础的通识课，修一些本科、硕士课程。后来，他的学分修满了，但博士论文迟迟不过关。他要学着去适应学术表达的范式，来来回回地改。他博士读了6年才毕业，算是班上最久的。
他也是班里年龄最大的，比同学年长近10岁，但档案最薄。毕业后，他本想回东北，投了好几所当地的院校，简历都没过——频繁地卡在年龄、第一学历、发表的文章上。
半年里，蔡伟一共投出二三十份简历，多在第一轮就被淘汰。直到安顺学院录用他，他才定下工作。这是他找的所有工作里离家最远的一个，彼时安顺尚未开通高铁，他从锦州赶来用了两天两夜。
他被安排在学校图书馆的古籍特藏部，编写馆藏古籍书志。在图书馆里，他是学历最高的，也是唯一一个研究出土文献的。他还教3门课，古代汉语、文字学和书法。
蔡伟喜欢泡在几所知名高校主办的出土文献网站上，看最新的学术观点。但凡出了新材料，他就找来研究。
在网上，他起了五六个网名，“锦州抱小”“小雅”“黔之菜”……“有时候就是刻意不想让别人知道是我写的。”蔡伟说。他享受更换网名后归零的状态，用新的名字“再慢慢闯出一片天地”。
他刻意从曾经的片刻“高光”中淡出。因为被破格录取，蔡伟曾被写进新闻里，后来他拒绝再接触媒体，为此特意换过手机号。“古代典籍本来就冷僻偏窄，既然不为大众熟知，也没必要总是让人知道。”
他强调，自己只是喜欢这门学科，不愿当所谓的学术明星。他最担心自己的精力被分散。
“只有对学术产生影响，在古文字学界能有深入的研究并发表独立客观观点的人，才是最神圣的。”他曾这样表示，“做学问，不就是要经得住长时间的埋头嘛，名利是致命伤。”
圈子里知道蔡伟的人不少——他的文章不以量取胜，但都能立得住脚。
董珊感叹，无论是最初在論坛上相识，还是后来因为破格录取被写入新闻，蔡伟本来有很多“可以红”的机会，但他始终是淡淡的，低头研究自己那摊事儿。
蔡伟不讲究外在的东西，唯独执着于买书，每年购入的新书有几百本。离开复旦大学前往安顺学院时，他打包运出80多箱藏书，花了4000多元——快赶上后来一个月的工资。
蔡伟仍不富裕。他把家里一整面墙打成书柜，买来能两面放书的书架，再加一张一米长的书桌。
在做学术之外，他的生活很简单，逛市场、刷短视频，或是练练毛笔字。自行车骑久了，他会腿疼，这是之前蹬车落下的老毛病。
在复旦读博的时候，他回过锦州，到昔日摆摊的地方转了转。一同出摊的4个人，只剩下一个。他记得，自己曾是这群摊主里最年轻的，夹在一片吆喝声中，捧着书的他看上去总有些格格不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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